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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

时间:2019-05-03 14:00 作者:admin 点击:

 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?笔者认为是人的解放和发展。马克思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曾提出,在新社会中,“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”,并称这是“新社会的本质”(1848)。1894年,恩格斯在给《新纪元》创刊号的题词中强调,除了摘出这句话(“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”)以外,“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”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,恩格斯为什么唯独摘录这句话?为什么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,“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”?这个题词,可以说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。
  笔者对这个命题情有独钟。1986年,曾向教育部高校青年研究基金项目提出了“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”的课题申请。经过多年努力,出版了人本经济学的著作《人本体制论》。“人本”针对什么?一是针对“物本位”,二是针对“官本位”。
  “物本位”和“官本位”,是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两个要害问题。正是这两种“本位”的影响,形成了“金钱奴役”和“权力奴役”的“双重奴役”。“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,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;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,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。”起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,从深层说,就是要摆脱“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”和“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”的双重奴役,以人本为导向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。
  按照此观点,笔者认为,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,第一位的,恐怕不在于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或“翻几番”,也不在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,甚至也不在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位次的上升,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,但是笔者第一位看重的,在于人的自身发展及其在现代发展体系中主体作用的发挥。
 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,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(1998)时,笔者从“中国改革与人的发展关系”的角度进行了总结,在《独立的人格力量与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》一文写道:“可以这样说,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,中国人民尤其是其中的先进部分,开始以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登上中国经济舞台”。“回顾20年的历程,最突出的,我认为就是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在中国大地的崛起。尽管这种力量还很幼小,还只是‘初见端倪’,但是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。”今天,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,笔者依然坚持认为首先应从这个视角审视改革。
  从这个视角总结,我们就会看到:“中国在改革之前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。这种集权体制的弊端,最根本的一条‘是消磨人性’,是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否定!”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解放生产力、解放生产关系、同时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纪元。”
  这里有几个标志性事件,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:要“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,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,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”。对这里讲的“改革”,人们注意到了,这是很可贵的;孰不知,这里同时写道: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,任何人不得侵犯”。这一点同样可贵。
  同样,1997年,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作出新的论断:“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从此,非公有制由“体制外”正式进入“体制内”,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实践的突破,人们也注意到了。孰不知,十五大报告同时首次写入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,并在此后将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正式写入宪法。这一点同样是带有“突破”意义的。
  现在,虽然中国尚有几千万贫困人口,但在人的生存和发展权方面是有明显进步的(特别是减贫事业),当然在人的自尊和人的能动方面尚有差距。习近平同志2007年在《之江新语》中讲过一段话:“人,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,而不是‘物化’的人;是能动的、全面的人,而不是僵化的、‘单向度’的人。”此处所谓“文化的人”并非一般概念的“文化人”,而是有特定含义的非物化的人性化的人。此处讲的“单向度”的人,来自马尔库塞《单向度的人》一书。按照马尔库塞的阐述,“单向度的人,即是丧失否定、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。”“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,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,但仍然是奴隶。因为决定奴役的‘既不是顺从,也不是艰苦劳动,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,人退化到物的境地’。”现在,相比之下,“人退化到物的境地”(“物本”)有所缓和,但是,“官本”还是比较严重。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,应该从“能动的、全面的人”的更高向度考虑问题。
  下一步瞄准什么?按照中共十九大的精神,应紧紧抓住落实“三权”一是人身权。这次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引起举国震惊,表明人们对人身生命权的关注何等强烈。二是财产权,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。要严格保护产权,善待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。近来,社会上有人发表了一些否定、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(诸如“消灭”论、“离场”论、“新公私合营”论等等),是完全错误的。笔者在《包容性改革论》一书中曾提出“共同基础论”。强调“产权体制创新:包容‘国有’与‘民营’”,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‘亲儿子’”。中央民营经济座谈会重申“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,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”。三是人格权,保障“每一个”个人人格的独立、平等和开放。